播音主持批评研究之体系初探

摘 要：播音主持的理论现状与实践发展显现出播音主持批评研究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本文从学术发展、实践需求、媒介变化的层面分析了播音主持批评的可能性，从学科自身及相关学科的层面探讨了批评的可行性，从本体、功能、主体、客体、方法、标准等六个具体方面论证了如何构建批评的系统性，以期对播音主持批评研究体系提出基本的框架布局。

 

关键词：播音主持批评；可能性；可行性；系统性

 

一、引 言

 

播音主持是“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运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通过广播、电视等传媒所进行的传播信息的创造性的活动”[1]。但“播音主持批评”并非只局限于对实践活动的批评，而是从主体、作品、现象、理论、思潮等层面对播音主持所涉及的整体系统进行阐释、分析、判断和评价。播音主持作为媒介与艺术体系内一门新兴的艺术活动，随着传媒事业的大发展呈现出蓬勃的文化景象，但播音主持的理论研究与其实践活动相比却略显苍白，而播音主持批评研究更是鲜有人问津。展开播音主持批评的理论研究对于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完整、创作实践的匡正与规范、艺术接受的拓宽与升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播音主持批评研究的可能性

 

（一）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

 

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大致经历了空白期、零散期、探索期、发展期、成熟期等五个阶段。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展开播音工作，这一阶段的理论发展几乎全部来自于实践经验，学术研究处于空白期。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联播音经验汇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地方台播音员经验汇编等三本相关参考书籍的问世，播音主持的理论研究进入了零散的发展阶段。1963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中文播音专业正式招生，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迈进了理论的探索期。20年代80年代，随着《播音基础》《播音发声学》等学术理论著作的相继出版意味着研究体系迈入了发展阶段。90年代，《中国播音学》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真正诞生。进入新世纪以后，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构建逐步跨进了成熟阶段。

 

但是，相比于纷呈的播音主持活动，理论研究的发展推进仍旧略显缓慢。播音主持批评就是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却被忽视的课题。长久以来，虽然有不少经典的评价性文本，但缺少系统的批评学术研究，更遑论“批评学”的学科建设。批评长期落后于创作实践，尚未走向自觉已成为显而易见的理论困境。批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预见趋势、指明方向；但是在播音主持学术研究中，播音主持批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播音主持学术研究自身的发展呼唤着肩负着重任的播音主持批评研究。

 

（二）播音主持实践的需要

 

播音主持是一门实践性的专业。但是这种实践不是盲目的、无序的，而应有正确的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实践需要理论，理论归于实践，当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对其进行理论高度的梳理与整合便成为实践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性条件。[2]”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热火朝天的业务研究，到1993年开始评选的金话筒奖，播音主持的实践活动也在不断发展进步。

 

当下，播音主持的实践活动在时代环境、媒介环境的影响下风生水起、炙手可热，却又好似陷入山穷水尽、四面楚歌的尴尬之境。严肃节目娱乐化、娱乐节目低俗化，播音主持模式化、肤浅化、冷漠化、私欲化。面对广播电视的发展现状，面对播音主持的实际境况，受众困惑，播音员主持人同样困惑。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说，应当让播音主持批评成为高等院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因为对播音主持进行学理层面的批评，不仅可以使学生学会运用播音主持批评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更能为他们将来走上播音主持岗位指明方向。播音主持的实践呼唤着播音主持批评的出现。

 

（三）传播媒介变化的需要

 

一方面，社会经济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传播媒介的具体形式。传统媒体对于信息的发布需要前期的设计规划。就广播电视而言，时间顺序、编排意图、受众效果、广告效益等因素都会影响传统媒体的媒介行为。但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应用对于信息的发布是随时、快捷、简洁、个性化的，同时几乎是无成本的；另一方面，新媒体消解了传统媒体中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边界，使得传播状态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每个人都掌握了传播的主动权。“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在“关注”与“被关注”的关系下，人人都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客观上造就了一大批业余“评论家”，这些评论用或朴素或夸张的方式表达个人化的情感。尽管这些评论是只言片语、不成体系的，但社会的需要也是催生播音主持批评的重要动力。

 

此外，新媒体的出现完全依赖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则得益于社会的发展。因此，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便显得尤为重要，中西文化的碰撞，域内外文化的差异，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对立，需要坚持正确的创作观、需要坚持坚实的立足点，也呼唤着播音主持批评的出现。新形势下，播音理论的研究只有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才能打开新局面、迎接新气象。

 

三、播音主持批评研究的可行性

 

（一）本学科层面

 

批评是一种理论活动，其在基础理论之上对批评对象进行提升。播音主持自身的学科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完善，业已初具规模、走向成熟，给播音主持批评提供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此外，当下的一些评论文章，或由于缺少批评理论支持，或由于缺少批评职业素养，呈现出随意化、模式化、个人化、功利化等“伪批评”状态。尽管播音主持批评的展开活动虽未蔚然成风，却也有片光零羽，播音主持批评研究大有可为。

 

具体到播音主持批评的学科话语构建，应该是在坚持基本的学科标准、审美标准以及评价标准的批评模式下，对本学科范畴内的相关的业界动态、学术现状、现象思潮、学科融合、理论前沿等问题进行系统性、科学性、归纳性的分析、阐释、判断、鉴别，用严谨地思想观点和学术立场、正确的价值定位和情感取向进行清晰明确的理论阐述，形成科学化、复合化、专业化的批评路径。

 

（二）其他学科层面

 

媒介批评、电视批评等专业批评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论著也不甚丰饶，但其与播音主持密切相关。一般来看，播音主持多为其批评对象的一部分。由于批评主体对此缺少专业认识，批评显得不甚专业和深入，有待播音主持专业批评的补充和完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艺术批评等伴随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发展，理论较为成熟、体系较为完善，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值得注意的是，现下与播音主持相关的评论文章大多从艺术批评的角度出发。诚然，艺术性是播音主持的重要属性，但绝非本质属性，切不可枝附叶从、失去自我。由此亦可见，播音主持批评理论研究的出现已迫在眉睫。

 

另外，音乐、美术、设计、雕塑、建筑、影视等具体艺术门类的批评有的方兴未艾，有的根深叶茂，它们有着各自的价值尺度和衡量标准，这些亦可作为播音主持批评的参照。

 

四、播音主持批评研究的系统性

 

播音主持批评理论研究的系统构建应是全面的、整体的、开放的、发展的，而不应是零碎的、局部的、封闭的、静止的。因此，明确播音主持批评的系统性成为展开播音主持批评研究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播音主持批评的系统性可以从本体、功能、主体、对象、方法、标准等六个具体方面进行考量。

 

第一，播音主持批评的本体论。阐释什么是播音主持批评、批评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进行批评的分类。以此为基础，深入到批评的具体范畴，理清播音主持批评的内在含义、本质属性和外在特征。

 

第二，播音主持批评的功能论。批评的功能并非局限于对理论研究以及学科前沿的补充与创新，更在于对相关文化现象、实践创作、艺术接受等环节的指导，体现为理论构建、填补空白、督导创作、匡正标准、审视现象、推动传播等具有指向性的功能。

 

第三，播音主持批评的主体论。哲学意义上的主体，一般指的是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批评人员成为批评主体的集中表现。互联网时代，批评人员的范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人士，而是以一种批评泛化的趋势使得大众群体逐步成为批评的创造者。但是正在从事播音主持批评事业的主体理应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学术定位，具备丰富的阅历、广博的专业知识、睿智的艺术判断能力、高尚的理论人格魅力。

 

第四，播音主持批评的客体论。客体即对象，包含播音主持作品、播音员主持人、播音主持理论、文化现象、相关学术思潮等。明确播音主持批评对象的指向性、厘清对象的类型与特征是展开具体的、细致的、深入的批评活动的重要结点。

 

第五，播音主持批评的方法论。方法是一种指导创作、引导接受的现实方式，必须强调其自身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创新性。不同社会环境、审美标准、消费趋向，以及不同的学术视域、表现对象、作品形式，都会产生不同的批评方法。同时应当警惕方法的局限性，要以开放语境接受各种具体的批评方法。考虑到播音主持学科的特殊性，民族化的批评方法理应是研究的重点，必须强调批评方法在形式、标准、内涵等具体路径上的民族特征。

 

第六，播音主持批评的标准论。批评标准的确定是批评活动的关键问题之一。不同的批评标准会催发不同的批评结果。播音主持批评的标准界定必须依托于政治、文化、艺术、媒介等社会环境，没有相对统一的衡量标准就难以对不同的批评对象进行把握。

 

播音主持批评的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又分工明晰，紧紧围绕着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音声性”特征，在“美学的、历史的”宏观框架之下，追求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和谐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标准，可以形成较为完善的播音主持批评体系。

 

参考文献：

 

[1] 姚喜双.播音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8.

 

[2] 明言.音乐批评学[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